李岩、魏南枝：亨廷顿的“药方”与特朗普政府的战略-经略

　　美国学者塞缪尔·亨廷顿于1996年在《文明的冲突》一书中详细阐述了他对于美国输出其价值观的态度。亨廷顿认为：西方价值不是普世价值。不仅如此，西方文化的普世观念还是错误的、不道德的、危险的。此外，引起世界动荡和全球冲突最可能的唯一原因就在于西方世界对于其他文明世界的干涉。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竞选期间反复强调“美国优先”，反对承担过多的国际义务。在其就职演说中，特朗普认为各个国家皆有将本国利益置于首位的权利，他一再宣称美国未来不会把自己的生活方式强加给任何人，但会努力让它熠熠生辉，成为所有人效仿的榜样。

　　特朗普不再输出美国价值观不是一句空话，与之相呼应的是其政府所采取的一系列“美国优先”的策略：撤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呼吁制造产业回归美国本土；力推严禁中东六国民众入美的“禁穆令”；要求北约盟友增加美国驻军的开支费用。特朗普还对俄罗斯总统普京频频流露惺惺相惜之意，这与冷战开始之后，美俄持续对立甚至敌视的态度大不相同。究其根本，美国国内和国际环境的变化是导致其全面“收缩”战略部署的原因。

　　本文通过分析特朗普政府策略的具体表现，结合亨廷顿对于西方文明(主要指美国文明)的“诊断”，讨论特朗普政府在对待美国价值观问题上变化的原因，进而探讨特朗普政府的对外战略的实质及其影响。

　　约瑟夫·奈用“硬实力”(即经济和军事力量)和“软实力”(即文化和意识形态的吸引力)来界定民族国家的两种力量构成。如果一个国家的文化和意识形态颇具吸引力，其他国家会更乐意跟随其领导，因此在某种意义上软实力与硬实力的重要性不分伯仲。

　　自由、民主、法制和人权是美国不遗余力捍卫和推广的所谓“普世价值”的主要内容。美国对其自由民主制度拥有强烈的自信，并将其视为人类社会发展的终极目标。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美国逐步成为世界新的霸主。为了在全球范围内维护和实现美国利益最大化，也为了证明其行为的合法性和普世性，美国一直在全世界极力输出自己的美式价值观，这是美国实现其全球战略的重要手段。基于此，历届美国总统都把推行美国价值观和制度视为自己崇高的职责，在重要场合都毫不掩饰地强调和标榜美式价值观。罗斯福总统宣称民主取代其他统治人民的方法；肯尼迪和里根也都先后做出过美国应确保自由的存在和成功以及让美国成为“自由的典范”和“希望之光”的承诺。

　　冷战之后，世界形成了美国一家独大的局面，在硬实力称霸全球的基础上，美国价值观一度膨胀到极点。美国学者弗朗西斯·福山甚至出版了《历史的终结》一书，宣称历史正在终结，终结人类意识形态和政府形式的是西方的自由民主制度，这一制度将取得最终的胜利。

　　奥巴马也把美国的成功归结为美国人民对自己普世价值的忠诚，并宣称要努力不懈地在世界范围内推广这些普世价值。美国雄厚的经济和科技实力、强大的军事覆盖能力是其向全球输出价值观的强有力的保障。美国通过新闻、电影、网络等传媒技术和渠道，宣传其意识形态和生活方式，并凭借强大的资金，建立和资助各种非政府组织等。

　　然而，在特朗普2017年1月20日的就职演讲中，美国价值观的核心词汇出现的频率微乎其微。演说临近结尾才提到“自由”(freedom)一次，“民主”(democracy)和“人权”(human rights)就根本未提及。而且特朗普在就职演说中郑重承诺将不会把美国的生活方式强加于任何人身上。

　　特朗普拒绝输出美国价值观的态度，可谓美国政府当下的新转向。但在50年前，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一书中就已经建议不要强行输出美国价值观，并详细“诊断”了美国文明出现的问题。

　　亨廷顿在“文明”范式的构架下，分析了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文明在经济、人口、军事力量和文明等多个方面存在的症状。他所得出的最终结论为西方文明已经显示了衰败的迹象，西方价值也不是普世价值。“西方文化的普世观念……它是错误的；它是不道德的；它是危险的。”

　　西方领导人的主要责任是“延缓西方的衰落”并“保持西方的团结”。然而正在衰弱的西方没有足够的力量按照自己的方式去重新塑造世界上的其他文明，重中之重是保存、维护和复兴西方文明的独特性。这一重任对于作为西方文明实力之首的美国而言是责无旁贷的。

　　亨廷顿在约瑟夫·奈的基础上就文化和意识形态的吸引力继续阐述道：只有源于物质胜利的文化和意识形态的吸引力才是有效的。换言之，只有根植于强大硬实力之上的软实力才能成为真正的实力。物质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硬实力不仅提升本国人民的文化优越感和文化自信心，更会对其他民族国家产生巨大的感召力和吸引力。反之，硬实力的下降不仅使这种吸引和感召下降，还会导致自身的自我怀疑和认同危机。特朗普政府采取文化收缩和战略收缩正是基于当前美国硬实力的下降所导致的内外交困的局面，具有明确的现实基础。

　　非西方国家的崛起和发展造成了美国“硬实力”的相对衰弱。亨廷顿认为20世纪90年代中期西方社会展露出许多文明开始衰退的迹象。西方经济的富裕程度远远超过其他任何文明，但相较之下，尤其是与东亚社会相比，西方社会的经济增长率、储蓄率和投资率很低。用于经济建设和军事力量发展的开支明显落后于个人和集体的消费。

　　首先以国内生产总值(GDP)的年增长率为依据来判断美国的经济增长率的变化。从图中可以看出从1980年至2016年，这一指数的波动幅度之大显而易见。其中，GDP增长率的最大值为7.259(1984年)，最小值为负2.776(2009年)。自2009起，美国经济在奥巴马政府期间逐渐摆脱2008年金融危机的阴影，但是和1999年的指数相比，GDP增长率还是相差甚远。

　　截至2017年2月，美国国债钟( National Debt Clock)数据显示美国政府财务严重超支，债务已经高达19.97万亿美元，换言之，每个美国人身上背负着约6.2万美元的债务。资本形成总额在GDP中的占比(GCF)可以作为评判投资率变化的依据。1980至2016年间，GCF在国民生产总值中的比例亦呈现出整体大幅跌降的态势。金融危机之前，美国的GCF所占比例平均值在22.5%左右，而2015年GCF所占比值为20.35%，远未达到金融危机之前的平均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