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靖：作为一个东北人怎么看家乡的问题？

　　先说给钱。既然我国目前还处于国有企业主导的市场经济环境下，单纯的钱就不是什么问题，问题是钱怎么花，比如国家每次拿出的振兴东北的资金，动辄百亿貌似不少，但其实呢？辽宁省发改委原主任王金笛曾表示，未来五年辽宁养老金的缺口有可能达到2546亿元。振兴东北的资金与之相比，都抵不上个零头。所以缺乏金融杠杆和产业激发作用的资金，是谈不上任何优势的，只能吃光喝光。

　　我国的改革开放历史，已经表明了这样一条规律，无论是最早的沿海开放十四城市，还是后来的上海浦东、长三角，拥有制度优势并能充分利用的，都能自我克服并解决其他问题。这当然不是说制度万能，也不是说像某些砖家那样一切都归咎到“体制问题”，而是说在东北这样钱、人、技术都不足的地方，制度的作用格外重要。

　　但东北绝非国中之国，东北的体制难道与国家的不同吗？答案是没有什么根本性的不同——这就是问题的核心所在。东北的问题，并不是其他地方完全没有，而是不那么典型，也不那么集中，或者被其他问题所掩盖。

　　从社会经济发展的角度看，东北的问题不能简单说是落后了，而是在某种意义上，其经济和社会形态在往后工业、后城市化的时期转，但由于前述的种种原因没有转好。要警惕现在发生在东北的问题，同时在其他地区发生并恶化。

　　我们可以拿最典型的干部腐败做例子。“正确的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但东北很多地区的干部中存在劣币淘汰良币的现象。作为国有企业高度集中，占当地经济绝对比重的东北，持续相当长时间的这种现象就不再只是企业问题，而成为社会顽疾。进而，许多东北人也不再相信法律、政策、规范，凡事讲关系成为东北的基本常识和基本习惯。于是，社会正向激励调节几乎失效。

　　在一些腐败比较严重的地区，民众对腐败问题和反腐也有着复杂心态，其实就是沿着像东北一样的一条路径在往下走。这也正体现出大力反腐的必要性。

　　一些所谓专家学者也开了很多药方，我归纳了一下，主要有四味常用——“民主”、“市场经济”、 “开放（国际化）”、“技术发展”，但我对这君臣佐使四味药颇有疑问，那就是：

　　这些问题，目前的经济学和管理科学是没有答案的，也许有个把成功案例，但那些案例却从来没有在其他相似的经济实体或政治实体成功复制过，所以就更没有什么可以证明行之有效的理论，有的只是俄罗斯“休克疗法”这样的反例。

　　回到我们问题的初衷，可以发现所面对的问题实际上既简单又复杂。那就是，到底是以东北为契机（试验田）大胆地推进政治经济管理体制的探索，还是等其他地区发展的经验成熟了再施行于东北。

　　一、东北无论从政治上还是经济上都不如改革开放前那么重要了。俄罗斯的弱势和边界划定使东北的国防安全形势相对松缓；资源面临枯竭，工业整体水平落后的东北，并没有给国家政治经济带来什么大的影响，在工业积累已经完成的今天，东北出产的原材料可以被国外进口替代，初级工业品可以被其他省份替代。

　　二、拥有强烈工业色彩的东北是工业社会典型社会化大生产的代表。社会化大生产有利有弊，容易产生过多的、特权化的官僚就是主要弊病之一。官僚的存在当然是必要的，否则无法组织社会化管理，但从某种意义上说，特权化的官僚在葬送前苏联的过程中起了很大的作用，并继续毒害着现在的俄罗斯。从这个角度看，东北的衰败现象与俄罗斯的情况颇有相似之处。所以无论是理论还是实践，东北的改革将有非常典型的示范意义。

　　三、本来就不多又逐渐减少的人口。东北作为非民族地区，不存在大的民族和宗教矛盾，所以也无需因为这两方面进行特殊的政策照顾。客观上，它减轻了重大变革可能带来的就业压力（就业压力在任何国家都是社会动乱的不定时炸弹），尽管可能由于生产不足带来经济指标剧烈下降（早已发生，虱子多了不痒了）。

　　在东北这么大的区域范围（面积占全国的7.5%，人口为9%）内实行革命性的体制改革，在现有的政治格局和经济管控能力下，必然有真空和漏洞，要承担巨大的政治经济风险。

　　目前而言，东北的问题，还不是国家层面的问题，当然可以允许一个地区只作为原材料生产基地，这对整个国家来说只是一个分工问题，没什么大不了；更何况，东北人口比较少，而且将来或许会更少，因此也不大可能成为多大的问题。但如果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就不得不面对新的局面。

　　综上所述，需要革命性的解决方案，大幅度重新构建经济和社会秩序，才能真正正面解决东北问题。如果成功，这个方案也必能为其他地区在新历史时期（后工业和新的信息技术条件下）的发展提供参考。

　　这大概也可以说是改革的深水区吧，不仅需要智慧、勇气，还需要谨慎和机遇，也需要全国从上到下的理解与支持。东北父老，准备好迎接这样的考验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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